East Germany东德

Edgar Lehmann

本文探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图集》（Atlas DDR）编制中地图类型化作为方法论的核心问题。现代地理学从描述性科学转向研究地球特定区域的功能与结构，这一发展也反映在专题地图学中。要在地图上表现空间综合体，类型化的关键在于将表征某一空间综合体的特征加以组合，并通过抽象概括实现；若能在专题地图中将抽象与简化直观原则结合，配合图例即可获得高表现力。《Atlas DDR》不追求百科全书式内容罗列，每幅图具有范例性，52幅图共同构成对民主德国国土的综合论断。其中自然地理主图18幅，占36%，与以往区域地图集相比比重较高；复杂或综合地图在1:750000比例尺上构成核心，辅以1:500000、1:1000000、1:1500000等比例尺。该比例尺虽与国际建议不符，但适合民主德国国情，也便于与瑞士、波兰等国家地图集比较。编制工作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制图技术三个编辑组，以莱比锡德国区域地理研究所为中心。文章以交通图为例说明类型化难度：交通图在各国国家地图集中普遍落后，缺少综合性交通图像。G. Jacob设计的交通图通过分析道路网与聚落密度、货运与客运同聚落网络的空间关系，以行政圈为基础按价值等级进行类型化，揭示功能腹地与交通通达性。最后强调，类型化原则贯穿编制，按自然、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征提炼空间类型（结构空间、功能空间、适宜性空间）；制图成功取决于地理学家与制图学家的紧密合作，制图者须创造性地理解地理学概念，以最优方式传递地理研究成果。

H. Boesch

本文评论并比较了两部新出版的国家地图集：日本国家地图集（1977年英文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图集（1976年第一版）。作者以地理学家和地图编制者的视角，着重审视了两部地图集的整体概念及各图幅的内容与图形设计。两者在基本结构上相似，均从自然地理过渡到人口、经济等，但侧重不同：DDR地图集突出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活动，日本地图集则更关注服务业、社会状况和文化设施。两部地图集在背面利用上也有差异：DDR版提供多语种图例和补充信息，日本版则附有详尽的文字与图表说明，堪称小型地理百科全书。在风格上，日本地图集较为传统，主要采用分级统计图和常用符号，线条精细、色彩淡雅；DDR地图集则提供了更多新颖的图形解决方案，例如将点、线、面元素巧妙结合的道路网图，以及半页的钾盐和岩盐工业图。作者认为，尽管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两部地图集都极具启发性。文章还简短评介了Fehling关于澳大利亚铁矿石经济的著作，称赞其为经济地理描述的典范，但缺少日本视角。总体而言，本文为国家地图集的比较研究和制图设计提供了有益参考。

E. Benedict; R. Ogrissek

本文详细介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图集》（Atlas DDR）的出版、编辑与结构。该地图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与赫尔曼·哈克出版社合作出版，属于国家地图集系列，旨在全面反映东德境内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特征。文章首先阐述了地图集的编纂机制：以科学院地理与地生态学研究所为核心，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领导，约200名作者参与内容编制，近20名制图员负责地图编辑。地图内容基于多年研究成果和首次整理的大量资料，同时地图编制也反向推动了地理学研究方向的拓展。地图集共包含106幅地图，分布于58幅图版上，比例尺涵盖1:75万至1:200万，并按内容分为七大类：导览图、自然条件图、人口与聚落图、工业图、农林经济图、交通与商业图以及教育、社会与卫生事业图。图例采用德、俄、英、法、西五种语言，以体现国家地图集的国际信息功能。地图集分两卷出版，第一卷于1976年问世，第二卷于1980年完成。文章还重点讨论了地图集的内容与制图设计原则，尤其强调复杂分析型地图的运用，避免将真实的空间结构分解为孤立的要素图。结尾以“经济—总览”地图为例，说明如何通过精选经济特征、合理运用图例图形以及协调比例尺与符号密度，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直观表达。整体而言，该地图集不仅是东德地理知识的系统集成，也是国家地图集编制的范例，其设计原则和方法对中比例尺专题制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Helga Naumann-Tümpfel

本文介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图集》（Atlas DDR）第二批出版物中的《生态立地类型图》（Ökologische Standorttypen，比例尺1:750 000）。该图是献给马丁·施雷岑迈教授60华诞的成果。与一般具有特定专题内容的图幅不同，本图属于抽象程度较高、模型特征较强的制图类型，其目标是在描述具体个别现象的基础上，实现地理学和制图学意义上的复合体类型化。这类图件的任务在于“以直观的方式表现经过抽象简化了的复杂事实”。 该图的理论基础是将自然空间视为生物系统（有机体）在系统论意义上的“环境”。生态质量取决于具有生态生理相关性（即对有机体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性质。植物对水分、能量（光照和热量）以及养分和建造物质（除矿质养分外，还包括CO₂和O₂）的“潜在供给”被理解为气候（大气条件）和土壤（土壤圈条件）这两个“决定性要素”的函数。这些生态生长因子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立地的（自然）生产力。处于最小量或超最适量的限制因子对植物发育、抗逆性和生产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给定比例尺下，水分、热量和矿质养分这三个生态生长因子最适合于区域分异研究。光照因子因受地形（坡向、坡度、高度）和林分结构强烈影响而无法在此框架内表示；空气中的CO₂各处均充足；植物根系的氧气供给与水分供给密切耦合，水分过多会导致土壤通气性下降。 在方法上，研究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料：东德地区气候图集、《图集》中的气候图件、气候标准值及补充气象数据；东德1:500 000土壤图；以及1:500 000和1:150 000的自然植被图。土壤制图单元的解释分别从两个独立角度进行：潜在水分供给和潜在养分供给。气候分析采用经修改的瓦尔特（Walter）气候图解方法（该方法源于高森（Gaussen）的提议），利用温度和降水的月平均值来刻画季节动态及其生态意义。 基于水分、热量和养分供给的受限程度，研究建立了生态立地类型的分类体系。具有双重限制的立地类型（如类型232和322）的农业利用条件更为不利，表现为产量较低、保收性差、种植谱缩减和附加投入较高。位于分类三角形外缘、受限最严重的立地，至少有一个生态生长因子处于最小量状态，仅能以高昂的附加投入为代价进行有限的农业种植，且对产量水平、品质和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在极端情况下，农业和林业利用均不可能。 本文最后指出，在农业中开展基于生态学的立地规划——结合对作物生态需求的认识和育种手段的有意识调控——能够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该图为确定相对难以改变的自然生产条件的区域分异提供了

Rüdiger Spengler

本文介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图集》第10幅图，即比例尺1:750,000的《水文概览图》。该图与同图集第11幅《水文概况图》协调编制。作者阐述了地图要素：分水岭和流域边界（最高至IV级，集水面积>500 km²，或平均流量>2 m³/s）；河流网络（包含所有长度超过2公里的常年性河流，根据1:200,000地图提取并补充）；湖泊（面积大于100公顷，水库容积大于1 hm³）；以及作为创新要素的河网密度，用七级面积色阶表示，阈值从0.05到3.80 km/km²。地图还显示了运河和跨流域引水工程。文章随后概述了东德的水文状况。河网反映了现代水均衡和古地理条件。通过古河道沉积物、喀斯特和断裂带的深层地下水传输导致地下分水岭与地表分水岭不一致。河网分布具有明显的二分性：在巴鲁特冰水谷地西南，河网呈正常层次结构；而在其东北的年轻冰碛区，河网杂乱，多湖泊和内流区。文章追溯了从第三纪到第四纪河网的发育历史，受构造运动、盐溶蚀和冰川作用影响。冰盖堵塞河流，形成冰缘河谷并重塑水系。结尾部分讨论了人为改造：排水、河道整治、水坝、航运工程和褐煤开采造成的地下水位下降。例如亚格利茨河改道，维舍和弗里德兰德大草甸等湿地的排水，以及现代水利改良中的地下水位调控。

E. Lehmann

本文旨在阐述国家地图集作为精确、直观且易于使用的信息与交流工具的特征与效能，并特别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图集》（Atlas DDR）为例进行深入分析。作者认为，国家地图集除了能够按比例尺准确定位各类物体及其群体外，还通过分析这些物体之间的位置关联，为识别空间结构与功能提供了基础，而不预先设定因果联系。地图的静态性常被视为缺点，但作者指出，这一特性非但没有降低国家地图集的价值，反而增加了其可靠性与实用性。文章讨论了围绕国家地图集价值与效能的不同观点：一方面，有评论认为此类传统巨著已显衰退趋势；另一方面，也有人强调其在快速变化的电子时代必须发展新的响应形式。作者回顾了自1950年代以来欧洲及美洲多国出版国家地图集的实践，指出这类地图集能够提供对国家领土内自然、经济与文化要素与区域综合体之间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洞察，并促进全球比较视角。在内容处理与制图形式的关系上，作者强调内容分析优先，同时必须与制图形式的自主性相结合。以《Atlas DDR》为例，其主图采用1:750,000比例尺，并注重综合地图的主导作用，通过具体实例展示了在自然区域类型、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建成区类型、森林区域、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等方面的新颖制图表现。最后，作者总结了国家地图集的信息可能性与限制：地图作为现实领域的模型，能够向用户传递超越简单事实接收的认知启发，创造一种张力状态，激励用户将地图静态视为模型和知识载体。文章还比较了《Atlas DDR》与其他国家地图集（如奥地利、瑞士地图集）的不同风格，并指出地图的整体视觉效果（即Robinson所谓“地图的外观”）是影响其效能的重要因素。总之，国家地图集作为不可替代的精确信息手段，其价值在于提供对特定国家空间状况的一般性、综合性认识，而非服务于特殊目的。